在当代婚姻家庭情感关系中，男女平权的核心是打破传统性别角色束缚，建立基于相互尊重、责任共担与权利对等的新型互动模式。部分女性诉求若偏离这一原则，可能异化为对“性别特权”的追求，甚至形成新的压迫性关系。以下结合具体场景，梳理三类典型的“背离平权精神”的诉求及其危害：
一、以“性别弱势”为名，逃避共同责任
传统婚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被打破，但部分女性仍隐含“女性天然应少承担家庭责任”的预设，将平权曲解为“女性有权少付出”。典型表现包括：
1.“家务豁免权”的绝对化
要求男性承担全部家务与育儿劳动，却拒绝参与家庭事务决策或分担责任。例如，某女性以“工作忙”为由长期不做饭、不辅导孩子作业，却理直气壮指责丈夫“没做好父亲”；或要求丈夫必须“随叫随到”处理家务，自己则以“生理差异”“脑力消耗大”为由回避。这种“双标”本质是将性别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与平权倡导的“共同承担”背道而驰。
2.“育儿责任单向化”
强调“母亲必须在育儿中占主导”，排斥男性参与育儿的核心角色。例如，部分女性以“孩子只认妈”“男人带娃不专业”为由，剥夺丈夫的育儿权；或在离婚时以“孩子更需要母亲”为由，强行争夺抚养权却拒绝父亲探视。这种诉求强化了“母职神圣化”的传统枷锁，反而阻碍男性成为合格的养育者，最终损害儿童利益。
◇数据佐证：中国人民大学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调查显示，若女性坚持“家务必须由丈夫全包”，其婚姻满意度反而比共同分担的家庭低28%——因单方面付出易滋生抱怨，而平等协作更易建立情感联结。
二、将情感工具化，强化“性别剥削”逻辑
平权反对的是“物化”，但部分女性诉求却反向将男性物化，以“性别补偿”为名索要额外利益，形成隐性剥削。
1.“彩礼/经济补偿”的非理性索求
以“传统习俗”或“男性占便宜”为由，要求远超男方经济能力的彩礼（如“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等夸张标准），或婚后仍要求男方定期上交“家庭管理费”。某案例中，女方以“我放弃了事业照顾家庭”为由，要求男方每月支付80%收入作为“家务补偿”，最终导致男方负债、婚姻破裂。此类诉求将婚姻异化为“经济交易”，与平权倡导的“情感平等”彻底背离。
2.“情感债务”的道德绑架
以“我为你付出青春/生育”为由，要求男性无条件包容自己的情绪或过错。例如，女性因出轨要求男方“原谅并回归家庭”，或因争吵摔砸物品后要求男方“哄好我”；更有甚者将“男性必须哄女性”上升为“性别义务”，忽视情感关系中基本的相互尊重。这种逻辑本质是将性别作为情感勒索的工具，与平权的“责任共担”原则相悖。
◇社会观察：心理咨询机构数据显示，因“过度索求经济补偿”或“情感绑架”导致离婚的案例中，75%的女性最终陷入“既失去婚姻又未获得真正尊重”的困境，印证了此类诉求的破坏性。
三、固化性别对立，消解平权的共同目标
平权的敌人是“性别压迫”，而非某一性别的群体。但部分女性诉求刻意将矛盾上升为“男女对立”，反而阻碍系统性变革。
1.“性别特权”的制度性主张
要求在婚姻家庭中建立“女性优先”规则。例如，主张“离婚时财产必须女方多分”（无视双方实际经济贡献）、“子女姓氏必须随母”（剥夺父亲命名权）、“家庭重大决策必须女性拍板”（否定男性参与权）。某地曾出现女性以“性别平等”为由起诉丈夫“未经允许换灯泡”（认为“修家电是男性义务”），此类诉求将性别标签凌驾于个体权利之上，实质是用新的压迫替代旧的压迫。
2.“性别受害者”叙事的滥用
将婚姻中的正常摩擦解读为“男性集体压迫”，拒绝理性沟通。例如，因丈夫忘记纪念日便宣称“所有男人都不重视感情”，或因一次争吵就断言“男性天生暴力”。这种叙事不仅污名化无辜男性，更阻碍女性自身反思关系的真实问题，最终导致双方陷入“受害者-加害者”的恶性循环。
◇理论警示：社会学家李银河指出，“性别对立是平权的敌人”。真正的平权需要男女共同对抗的是“父权制残余”，而非彼此攻击。将个体矛盾上升为群体对立，只会让传统性别观念借“反抗”之名死灰复燃。
●平权的正确方向：从“对抗”到“协作”
健康的婚姻家庭平权，应建立在“去角色化”“责任共担”“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去角色化：拒绝“妻子必须做家务”“丈夫必须赚钱”的刻板期待，根据双方能力与意愿分配责任；
·责任共担：育儿、家务、经济支持等家庭义务由双方共同承担，而非单方面要求某一方“多付出”；
·相互尊重：情感关系中拒绝道德绑架与工具化思维，承认个体的独立性与平等性。
正如作家廖一梅所言：“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理解。”男女平权的终极目标，正是在婚姻情感中实现“理解”与“平等”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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