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长期呈现与民生需求存在距离的特征，其深层逻辑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元思想格局及其后续的制度化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催生了儒家、法家、墨家等多元思想体系，这些学说从不同维度回应社会变革诉求：儒家强调伦理秩序，法家主张集权治理，墨家倡导兼爱非攻。然而，当历史进入大一统王朝阶段，统治者基于巩固皇权的核心目标，对诸子思想进行了选择性整合——最终以儒家伦理为框架、法家制度为工具的文化体系成为主流。这种选择并非偶然：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天然契合皇权专制的合法性建构，法家“以法驭民”的工具理性则为统治效率提供了支撑。由此形成的文化体系，本质上是一套服务于皇权统治的意识形态系统，其核心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与权力集中，而非直接回应民众的经济权益、个体自由等民生诉求。
这一特征与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传统虽脱胎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实践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但其早期政权构建始终伴随对“神权-王权-民权”关系的动态调整。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进一步推动了“个人救赎需通过现世奋斗实现”的观念，间接强化了世俗社会对个体价值的重视；近代启蒙运动则明确提出“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等理念，将民生福祉（如财产权、教育权、社会保障）纳入政治合法性的核心范畴。因此，西方文化体系中“民生导向”的基因更为突出，其制度设计也更注重平衡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与民生的疏离，本质上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统治需求优先于民生需求”的文化选择结果；而西方的路径则因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推动，更早形成了“民生即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价值共识。这种差异至今仍影响着两种文明对“发展”与“治理”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