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摄影四十年
我自上初中时开始，就受高我一年级，同是学校美术组的宋的影响，迷上了摄影，这一迷，就迷了四十多年，至今仍痴心不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照相机是非常稀罕的东西，玩相机则是十分奢侈的事。我家靠当工人的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而宋比我家更穷。根本就不敢有买相机的念头。没有相机，只能靠死皮赖脸找很少有相机的干部子弟去借。能借到的也只有上海牌折叠相机，调焦凭估计，以腿丈量距离，自那时练就了迈一大步一米的功夫。
好不容易借到了相机，买五角钱一卷的简装胶卷，找用过的轴和黑纸皮，在被窝里卷好。为了节省胶卷，翻过暗箱两边的遮板，一卷拍十六张，因为这些都来之不易，对所拍的每一个镜头都非常认真和用心。
为了省钱，我们自制了曝光箱，买厂家用相纸边角裁成小张的简装相纸。自己冲卷，晒片。我俩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很快，不仅能拍好阳光下静止的人和物，还掌握了在各种条件下的抓拍技术。在那个时代，我俩常被人羡慕，我俩也为此而沾沾自喜。只是相机不能经常借到手，且买胶卷，相纸的钱也很困难。能玩一天相机，就像过年一样，白天用心拍一天，晚上认真冲洗，晒印，忙个不亦乐乎，但高兴得很。
就这样的日子也没能保持多久，“文革”动乱开始，玩相机属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遭批判。接着，1968年，我从石家庄下乡到束鹿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城市里相机就不多，别说农村了。这里除了县城唯一的照相馆，全县就很难找到一台相机了。我在地处偏僻的农村就无缘看到和摸到相机了。
林彪死后的1972年，“文革”的疯狂稍有收敛，各职能部门开始谨慎地恢复了一些工作。因为我有美术特长，被河北省卫生局借去，在省卫生科研所为编辑《河北中草药》一书画植物图谱。这个班子是临时凑起来的，其中除卫生系统的人，还请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专家，河北师范大学植物系的教授，省商业系统的专务人员和从农村、工厂找来的美术特长的人。
为画鲜活的药用植物，我们跑遍了河北省境内的高山大川和原始森林等人烟罕至的地方，壮丽的山河让人心旌荡漾，没遭破坏的自然状态让人心旷神怡。这对我们这些美术爱好者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多想把这美不胜收的景色留下来啊。但那时这个省级科研单位也只有一台上海4型相机，负责人像保护眼珠子一样，把相机抱在怀里，别人难得一动。再说那时人们也没有买胶卷的钱啊！
后来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被分成两个组分头外出。我和掌握相机的人分开了，连拍个留影的机会也没了。我们这个组每到一个地方就厚着脸皮找当地对口单位借相机。
那时的基层单位几乎都没有相机，往往弄得双方都很尴尬。只有在承德，我们向地区卫生局提出想在各名胜处留个影，请他们想办法借台相机。不知他们从哪里弄来一台135相机，很小巧，构造也特殊。我们琢磨了半宿，连后盖都没能打开，送相机的人也不知怎么弄。我们羞于面子，借口135底片太小，不如120的底片可直接印片，请他们换台120。过了一段时间，终于给我们借来一台实禄莱，构造于用法与海鸥4型基本一样，我们很高兴，但装上胶卷还是不能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又研究了半宿，还是我试着将胶卷从暗箱里那根横轴下穿过才得以使用。现在想起来，那台135相机很可能是莱卡或其仿制品，很高级的相机，都怪我们那时孤陋寡闻，摆弄不了。
多少年过去了，想当年我们没相机时想相机，借了相机又不会用，那抓耳挠腮的样子，实在可笑又可怜。
1975年，我被铁路系统选调，被分配到太行山深处的井陉车务段，业余从事美术、宣传工作。为加大宣传力度，有些活动用照片的宣传效果更好，但单位没相机，又得恬着脸去借。好在铁路系统有援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回国的职工，他们出国一年省吃俭用，能带回几件在国内买不到，也买不起的日本收音机，瑞士手表和国产自行车，也有极少的人买回海鸥相机。想起来真可笑，国产自行车和相机被国人从万里之遥的非洲买了回来。问他们为什么买国产的，他们说，在非洲，只有国产的最便宜。
我常为公事凭私人面子借私人的相机，那些人对自已的相机都很珍重，能借给我相机的那人更是如此，他为保护镜头，在镜头前加了块中黄滤色镜，并反复叮嘱不许摘下来。为以还好借，我只能用加了中黄滤色镜的相机拍照片，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为此，我这个全段唯一会照像的人，拍出的照片经常遭到人们的指责。
打倒“四人帮”后，各种政策稍有松动，单位在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经过变通，终于买了台海鸥4A归我使用。我用它拍了一些我和大家还都满意的照片。正在我拍得起劲时，我因两地分居，家庭生活困难，多年要求调转的请求被批准了。只得恋恋不舍地交还了用了时间不长的相机。
我调回离家三十里，也是离家最近的束鹿火车站，是地处县城的小站，属衡水车务段所辖，全段也没有相机，要拍照片，也只能又诞着脸皮借了。十几年间，我借